那些年,高通惹上的黑历史(上)_4

时间:2019-11-25 15:05       来源: 纪元新闻

  这几天,刚刚在今年2月吃下60罚单的高通,又面临着裁员15%、骁龙处理器持续发热、被欧盟再次起诉,以及分拆传闻的各种负面消息。

  可以说,内外的夹击,芯片业务的下滑,已经让高通失宠于华尔街。

  这不免让人感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昔日的辉煌重燃不起,高通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诅咒般的怪圈当中?

  不如,让我们放松的心情,先盘点一下高通曾经惹上的黑历史,再从中寻找答案

  第一例,我们先从一个轻松的段子开始

  那一年,高通也做过手机

  这位看官,不知您是哪一年生人。1998年,你可曾记得高通发布过首款商用CDMA网络智能手机呢?

  实际上,这家超过三十年历史的公司不仅仅只是生产芯片,还推出过自有品牌的手机高通pdQ。它在1998年发布,是首款商用CDMA网络智能手机。

高通手机

  它采用了折叠式九宫格键盘,在键盘之下的,是一块160*240分辨率的LCD屏幕。系统运行PalmOS,可以收发邮件、上网,网速可达14.4Kbps这在当时来看已经是很快了。另外,它搭载了16MHz主频处理器、2MB内存,内置的锂电池支持150分钟的通话时间,重量为278克,售价不低,当时卖到800美元。

  可惜的是,高通移动部门没有维持多久,便卖给了京瓷公司,高通由此专注于移动芯片领域,并在2007年成为移动芯片的霸主。

  首款商用CDMA智能手机的出现,即便在手机历史上留下过划破长空的辉煌,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所以轻松的小段子,是为了进入下面这个比较让人尴尬的故事。

  小小出纳侵吞千万,一年未被发觉

  2012年12月,世界500强企业高通公司的在华公司,曝出出纳侵占公司款1100余万元案。

  尽管被告人伪造的很多银行对账单上连客户名称、银行地址、交易时间等信息都没有,与真实单据相比有328处差别,但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未发现异常,甚至在几次本应发觉异常的时候,也因同事间的信任被被告人几句话糊弄过去。

  财务专家坦言,此案明显说明这家世界名企财务管理混乱。

  高通公司的报案材料显示,根据公司规定,公司的月度银行账单明细应该按照银行对账中心的余额单记账。但2011年下半年,高通公司收到的对账单上的余额,与公司的财务记录不符。

  发现问题后,公司高级财务经理黄某问出纳丁某是怎么回事,丁某称这是因为银行系统升级,寄过来的对账单写错了,银行会在系统调试后更正。

  之后,丁某向公司提供了自称是其本人从银行打印的真实的对账单。黄某表示,虽然上面没有银行公章,但大家还是相信了丁某的话,按照丁某提供的对账单进行记账。

高通

  经过核实,高通公司财务人员发现,公司的四个账户内消失了1100余万元,且消失1100余万元不是银行的记账错误,很可能有人冒用公司名义转款。

  虚构列支开支票找人串钱

  丁某于2006年4月进入高通公司工作,现金和支票业务都由他负责。平时,他可以接触到财务章和法人人名章等财务凭证。

  丁某交代,他从2010年7月开始通过互联网赌球,后来深陷其中,很快输光了自己的近20万元积蓄。

  为了返本,丁某把手伸向了公司的资金。他承认,他共侵占公司资金1100余万元,而这些钱也全部输掉了。

  此事曝出后,高通的美国总部十分重视,聘请国际知名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调查。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发现,伪造银行对账单的情况在2010年8月至2011年11月大量出现,很多伪造的银行对账单上连客户名称、银行地址、交易时间等信息都没有,而这些在真实的银行对账单上都是应该有的。

  经过比对,真实的银行对账单和伪造的银行对账单有高达328处差别,而这些交易都来自高通公司最初被用来缴纳税款和通讯服务费的账户。

  高通公司被指存制度漏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的刘文辉教授表示,高通公司在财务管理制度上,没能坚持内部控制中的职务分离原则,所以让财务人员有机可乘。

  刘教授说,财会凭证应实行分开保管,不集中在某个人手中,需要使用时,找到相关保管人员说明使用理由后再使用。出纳主要负责现金、支票等方面的工作,印章等财会凭证使用完就应该交还。

  支票的使用更不能一个人包办。按照签发程序,不论是购买什么,都应由领导授权,相关部门找会计审核,最终由出纳开出支票。

  本案中,丁某居然越过授权、审核过程,直接把公司的钱汇入没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公司,明显说明高通公司财务管理混乱。

  刘教授也指出了高通公司在银行对账单寄送上的问题。她说,很多银行、公司为了省事,直接让财务人员接收对账单,或者直接领回,这很容易让人钻空子。

高通

  同时,内部审核也应加强,不应出现财务人员偏听同事一面之词的情况。她说。

  在华外企出问题或因本土化

  记者了解到,发生在外企的财务人员侵吞公款案极为少见。

  刘教授表示,西方国家的公司制度普遍完善,财务管理严格,有成熟的内部防控机制,很少出现类似案件。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金波认为,美国企业在华分部出现财务问题,或与本土化有关。企业自身对员工的定位与真实情况之间的落差也是案件发生的原因。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出于成本考虑,雇用的员工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目前,国内企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财务管理上的不完善。在这样的企业大环境下,一些劳动者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逐渐下滑,其中部分人之后流入外资企业。

  而外资企业往往抱着相信员工会对企业忠诚的心理去制定管理措施,在某些环节上相对宽松,结果导致问题发生。

  发生在外企的财务人员侵吞公款案极为少见。小编我已呵呵了..

  张昕竹受贿600万,是事实还是扯淡?

  2014年8月,50岁的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

  但,反垄断专家张昕竹被解聘的风波仍未平息。

  8月13日,知情人士的说法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之所以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是因为他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为其出具所谓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咨询组工作纪律。

  同一天,在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期间,发现张昕竹收受了高通公司提供的600万资金,多次为高通公司辩护,并为高通公司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该报道还援引相关部门参与调查张昕竹事件的一名官员的说法称,目前尚不清楚高通公司为张昕竹提供的600万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但可以肯定他们之间有资金往来。

  针对上述指控,新闻记者在当天中午联系张昕竹,告知其有媒体报道你收了高通600万的报酬,张昕竹短信回复称扯淡。面对进一步追问,张昕竹以吃饭为由,未作进一步回应。

  不过,有关部门的回应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第三章工作纪律中,第十三条规定了专家咨询组成员工作守则,其中第(三)项明确规定:维护专家咨询组的声誉,不得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不得以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并规定了对违反工作守则的专家咨询组成员,可予以通报批评、告诫乃至解聘。

  根据上述报道,高通曾在今年5月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一份《关于高通许可定价的经济学证据全球经济学集团白皮书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高通案件提交的相关报告》,并特意提醒国家发改委第二作者为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该报道称,这份报告是高通公司总裁第二次到国家发改委与反垄断局沟通时递交的。

  对张昕竹予以解聘不是由于其为谁说了话,而是他利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从事了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严重违反了工作纪律。知情人士说。

  高通曾支持过张昕竹的论文

  在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物价》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反垄断法规制不公平定价的国际经验与启示》。这篇文章有3名作者,张昕竹是第三作者。

  这篇文章的摘要称,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司法辖区的相关法律条款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考虑认定不公平定价,并很少用于创新密集型的行业。对于那些按照不公平定价被提起诉讼的案例,法院和市场竞争监管机构会进行重要的测试并给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价格远远高于成本,以及以不公平的价格给买家提供产品价值。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源泉,各国在不公平定价案例的选择以及认定上极为谨慎,全球司法和反垄断执法对不公平定价案件所采用的方法与现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相一致的。

  该文的注释称,这篇文章是对《评估中国反垄断法下创新密集型产业的不公平定价》一文的总结。

  《评估中国反垄断法下创新密集型产业的不公平定价》(Assessing Unfair Pricingunder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for Innovation-Intensive Industries)一文,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科斯-桑德尔法律经济学研究所的第678号论文,在这篇英文版论文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感谢HowardChang和AngelaZhang的有益评论,以及来自高通对研究的支持(support)。

  一名反垄断律师称,早在一周前,就已听说张昕竹被解聘一事,该律师认同张昕竹被解聘的理由,本身就是咨询组成员,如果参与了高通的案件讨论,那就会了解发改委的立场观点和调查思路,再做高通的顾问就不妥。哪怕是没有参与高通案的讨论,他本身的身份也可以令其多少接触一些保密信息,再为调查企业服务的话,是有冲突的。

  但该律师认为,从目前来看,收取了报酬并不算违法,不构成刑事犯罪。但高通的做法值得推敲,可能违反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首先要确定张昕竹算不算公职人员,其次要确认高通是否借此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例如通过聘请张昕竹,这样一个学者,而非律师,最终导致处罚金额减少,无论是否与张昕竹有关,都算是向公职人员行贿。

  似乎,高通惹上的黑历史,总是和中国这片热土脱不开关系。

  这又是什么鬼诅咒呢?高通和发改委之间,又只是60亿罚单这一纸恩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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